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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中国发展简报。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在中央政策的倡导、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民政部门的引导和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县域社会组织也实现了较快发展。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在县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分别达到24.6万个、791个、44万个，占全国各级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比例为66.4%、8.9%、84.5%。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当前县域社会组织已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 但与县域社会组织数量稳步增长扩大现状所不匹配的是当前县域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在促进第三次分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全链条中，县域社会组织是当下比较薄弱但又至关重要的一环，如何全面提升县域社会组织服务能力与质量水平不可避免地成为重点关注问题之一。 一、县域社会组织的优势 县域社会组织因发源于本土、成长于本土、服务于本土，有相对明显且聚焦的优势所在。 （一）深入一线，聚焦痛点难点 当前县域社会组织多为直接服务型组织，多承担公益项目的落地执行角色。作为县域内助幼、助困、助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之一，他们深入一线，直面服务对象，服务人群相对集中，可以更快速精准地了解到项目受益人群需求，发现痛点难点所在。 （二）立足本土，动员能力强 县域社会组织多基于熟人社会，立足本土区域优势发展，可以深入基层动员，形成强大的动员优势。一方面，当下县域社会组织最初发起者多为志愿者团体，在发展之初便储备了大量志愿者资源，有力地保障了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县域内社会组织借由人际交往，往往能实现快速“入场”，并借此契机带动身边志同道合的伙伴不断加入其中，进一步扩展机构发展。 （三）联动各方，发展潜力大 县域社会组织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和资源，在于基于熟人关系实现多方资源的联动。一方面，向内联动，实现与当地民政等相关单位以及县域内其他社会组织的有效联合。另一方面，则是向外联动，通过联动基金会等，将项目管理专业化，形成更大的资源再整合回馈到县域社会组织中。 二、县域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 尽管县域社会组织发展至今有其优势所在，但就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县域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体能力较弱且发展层级差异较大 目前登记注册的县域社会组织类型主要集中行业协会，多以开展公益志愿活动为主要服务内容，相对而言组织规模较小，整体而言能力较弱，在形成独立的品牌项目、机构日常运营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同时在县域内，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发展也存在着较大差异。部分社会组织活跃度高，积极性强，有相对清晰的发展规划，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团队，并多方尝试撬动资源，发展较快。反之，部分社会组织自成立后便“销声匿迹”，远远落后于其他机构。 （二）发展不规范，未体现专业性与职业性 县域社会组织发展不规范问题主要体现在机构制度缺失以及机构财务管理不规范等几大方面。许多县域社会组织由志愿团队或兴趣团体发展而来，缺少对于机构管理的整体认知，在人员录用、议事规则、项目管理评估等方面尚未形成规范的管理制度，使得机构开展活动时往往缺失台账记录甚至缺少统一服务标准，影响了社会组织服务的专业性与可持续性。而县域社会组织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更是重灾区。 一方面，社会组织财务管理有其特殊性所在，不仅反映项目执行力，更彰显项目透明性，因而对于财务管理专业性要求更高。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专职的财务人员，多数县域社会组织招募兼职财务人员或者志愿者来负责财务管理，进一步加大了财务管理难度。此外专职人员的欠缺也成为了当前县域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难题之一，这导致社会组织的功能不能完全发挥，严重制约了县域社会组织的专职化、专业化发展。 调研走访发现，浙江的县域社会组织中，完全实现招聘专职人员进行日常运营管理的机构数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相当一部分县域社会组织为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团队负责日常活动开展，且基本没有专职的机构财务人员。 （三）对地方基层政府的依赖性更高 相较于城市社会组织，县域内的社会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地方基层政府的资源和力量支持依赖程度更高。突出表现为县域社会组织在资金募集方面，很大程度依赖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收入，对面向公众的资金募集较少。这导致当基层政府财政资源有限而无法形成购买服务资金的持续增长与规模化时，县域社会组织面临的资金压力非常大，不仅进一步限制了组织规模和项目规模发展，也限制了社会组织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进一步提升。 此外，县级民政部门虽然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监管部门，主要的精力集中于社会组织的年检、登记注销等规范性建设事务，而对社会组织如何指导建设发展、如何提供服务、如何发挥功能、如何链接资源等方面缺少支持，这使得县域社会组织发展至一定阶段后，如仅仅依赖当地民政部门指导支持，无法满足其继续提升成长的需求。 三、县域社会组织赋能的尝试与主要成效 2021年9月，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发起“福鹅伙伴赋能计划”，旨在针对一线社会组织，尤其是县域社会组织进行专项赋能。同年11月，该项目入选腾讯公益“千百计划—百个行业支持类项目”，正式落地开展。 同时，在龙游县人民政府指导下，龙游县民政局联合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于2022年7月正式启动县域社会组织赋能行动——“向善龙游助跑计划”，以“政府主导+基金会发力+社会组织提升”为核心理念，围绕社工站建设、社会组织年检、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公益创投、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社会组织基地建设等几大板块展开，积极探索促进县域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模式。 自“福鹅伙伴赋能计划”、“向善龙游助跑计划”等系列县域社会组织赋能项目正式启动以来，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紧密围绕县域社会组织发展需求，整合政府、高校、行业等多方资源，积极开展多项社会组织赋能活动。 以公益创投为抓手，强化项目管理能力。组织开展2022年度龙游县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邀请学界及行业专家学者，针对申报的社会组织进行项目优化培训及路演培训，最终入选18个项目，并通过大赛评选出9个优秀项目。 以互联网平台为抓手，强化项目筹款能力。2021年12月至2022年11月期间，基金会与100余家社会组织达成项目合作，于腾讯平台上线120余个公益项目，筹集爱心善款超1640万元。2022年99公益日期间，基金会联合一线社会组织于腾讯公益平台上线100个众筹项目，筹得善款8975771.28元，其中包含腾讯配捐769338.04元，孵化培育筹款额超10万元的项目共12个。其中金华市小星球公益协会首次参加99公益日筹款活动，最终筹得款项超20万元，完成原定目标；龙游县10家社会组织在当地民政局的指导支持下，联合开展公益市集活动，并撬动当地爱心企业以及浙江省妇女基金会各项资源支持，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实现筹款超25.8万元。 以等级评估为抓手，强化机构规范性。组织开展2022年度社会组织等级评估。通过主题培训与一对一专人辅导等形式，最终评选出龙游县首家5A级社会组织，以及5家4A级社会组织和3家3A级社会组织。 引进来走出去，强化机构运营能力。组织开展三期福鹅伙伴赋能培训班，吸引100余位一线社会组织伙伴参与，围绕项目管理、项目传播、财务管理、社会参与等多个主题进行集中赋能学习。2021-2022年度开展10余次小型专题培训和主题督导，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社会组织问题，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龙游县组织开展年检工作培训、社工站运营督导、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培训等多场次集体培训活动，同时组织开展外出访学活动，参访杭州、金华、湖州等地10余家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及社工站点，学习优秀经验做法，全方位促进龙游县社会组织能力提升。 打造专业赋能团队，增强专业赋能力量。汇聚政府、高校、行业、媒体等多方力量，共同组建县域社会组织赋能专家团队，围绕社会组织项目管理、财税管理、品牌传播、媒体运营、参与社区建设、互联网筹款、规范发展等多方面话题进行系统赋能，帮助社会组织搭建系统能力体系，提升全方位能力。 四、对县域社会组织赋能的思考：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一）加强政府支持，增强县域社会组织发展信心 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是县域社会组织得以实现快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政府要多形式、多举措培育和赋能县域社会组织。一是完善支持政策，制定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作好县域社会组织赋能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引导县域社会组织更好地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有序开展服务，并通过服务开展不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三是促进搭建县域社会组织赋能提升平台，为社会组织发展指明方向、畅通渠道。 （二）重视人才培养，储备县域社会组织发展力量“人才”是县域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所在。一是要重视机构自身人才的专业性提升。通过外聘专业人员、开展专业培训、加强与外地社会组织的交流学习等多种方式，提升机构人才队伍专业素养。二是要构建健全完善的人才培育与成长机制。制定机构人员管理与晋升机制，畅通人员成长通道，让优秀的、专业的人员到合适的岗位上，发挥真正的作用。三是要不断促进机构自身建设，吸引本土有志于参与公益服务人才和外地优秀人才进入机构，拓展机构人才储备。 （三）链接资源联动，激发县域社会组织发展动力县域社会组织发展可以积极尝试借助来自外部的公益资源支持，发挥杠杆的作用，在撬动县域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的同时，进入更高的公益平台，引入更多的公益资源，实现内外部资源的有效联动，助推机构快速发展。同时加强县域社会组织信息化网络平台建设。逐步形成信息共享、协调联动、管理规范、服务一流的管理机制，提高县域社会组织信息化管理水平。 （四）促进良性竞争，营造县域社会组织发展氛围 引入社会组织良性竞争机制，培育多样化、有活力的县域公益生态，营造县域社会组织发展氛围是推动县域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可以通过举办公益创投大赛、公益项目路演资助等多种类型活动，为社会组织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你追我赶，实现共同进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重新审视县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我们相信，通过各方努力，必将真正促进县域社会组织不断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引入更多资源支持，实现有效转型升级，成为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为有力回应国家和社会的期待与需求，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作者：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陈慧 张馨之）

Adenike Akinsemolu,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magine waking up before dawn every day to fetch water for your family. You trek to the nearest water source, miles away, with only a jerrycan to carry the precious liquid. You brave scorching heat or heavy rain, while trying to avoid dangerous animals and strangers along the way. ThisContinue reading “Water scarcity on Nigeria’s coast is hardest on women: 6 steps to ease the burden”

本文转载自NGO观察，作者【结绳志】小结knottie。 女性主义如何成为女性剧场实践以及残障女性剧场实践的思想方法？女性特质如何被承认并且成为联结性集体网络的基础？身心障碍女性群体如何在剧场民主化的浪潮中走向“主流”的艺术舞台并且创造自己的“声音”？本文转载自致力于介绍人类学观点、方法与行动的平台“结绳志”于7月“身心障碍骄傲月”（Disability Pride Month）所发布的文章，通过观察美国西海岸三个由残障女性组成的戏剧团体：“别的声音（Other Voices）”（洛杉矶，1982）；“搞怪瘸子帮 （Wry Crips）”（伯克利，1985）；以及 AXIS 舞团（奥克兰，1987），为读者展开了美国残障女性剧团的思想、实践与成长史。 “身心障碍骄傲月”的起源还需追溯至三十多年前的美国。1990年7月，《美国残疾人法案》在身心障碍权利运动与立法者的推动下得以通过。自此，7月成为了美国乃至各国民间的“身心障碍骄傲月”，不同障别和身体损伤的人群在街头集合，向旁观者展示自己的身心障碍身份，同时对社会针对边缘人群制造的歧视与裂缝提出挑战。、 本文作者维多利亚·李维斯（Victoria Lewis）为当今身心障碍骄傲的意义提供了历史注脚：作为脊髓灰质炎患者，她于60年代的成长充满路障，虽然所在的戏剧界充满了革命和实验的欣欣向荣，却依然以健全的身体作为准入标准。回顾这一段过往，李维斯分析了不同身心障碍女性如何在剧团中学会放下污名，尊重和欣赏每个人独特的身体特质，并形成拥抱各自脆弱的集体网络。值得骄傲的不是身心障碍者翻身变为超人，而是如李维斯借另一位身心障碍舞者谢丽尔·玛丽·韦德所说：“你可以既强大又破碎。你可以在坚强的同时有着非比寻常的伤痛和苦楚。” 本文的译者孙悦星曾是星空艺术节的节目经理，亦是一位剧场工作者，她在本文末尾也提供了她翻译本文的心路历程。 你可以既强大又破碎 ——美国残障女性剧团成长启示录 原文作者 / 维多利亚·李维斯（Victoria Lewis）原文标题 / Hands like starfish/Feet like moons: Disabled Women’s Theatre Collectives翻译 / 孙悦星校对、编录 / 林子皓 20世纪50年代初，以主流舞台对于身体多样性的排斥为导火索，美国剧场届掀起了一场“民主化思潮”：一次对于谁能够登上舞台、谁的故事得以被讲述的重新建构[1]。这场思潮尤为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原本分布在混合性别、非传统团体中的女性逐渐走向了以女性为主的集体剧团[2]。本文追溯与之相关的行动：美国西海岸三个由残障女性组成的戏剧团体的由来：“别的声音（Other Voices）”（洛杉矶，1982）；“搞怪瘸子帮 （Wry Crips）”（伯克利，1985）；以及 AXIS 舞团（奥克兰，1987）。 萌芽于共同的被贬低身份，民主化思潮的第一步往往涉及通过集体创作来建立新的形象表述。如“魔女（Lilith）”女性剧团（译者注，Lilith，希伯来语为לִּילִית，最早出现于苏美尔神话，亦同时记载于犹太教的拉比文学。在这些文学中，她被指为亚当的第一个妻子，由上帝用泥土所造。因不愿雌伏在亚当身下而离开伊甸园。她也被记载为萨麦尔的情人、夜之魔女，也是法力高强的女巫。）的早期成员卡罗琳·梅尔（Carolyn Myers）所说，（她们的）任务是去找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一个与主流文化信息“女性天生是次等人，强大的女性注定要被排斥”相左的故事： 我们（女性）都曾被欺骗着……我们被排除在重要事务圈层外。……我们必须学会相信我们自己，相信彼此……以及去倾听别人讲述她们生命中所真实发生的故事以及那些醒悟的瞬间。[3] 在发觉自己残障女性身份的过程中，佩妮·豪尔（Peni Hall）、佩迪·奥芙兰朵（Patty Overland）、朱迪·史密斯（Judy Smith）、谢丽尔·玛丽·韦德（Cheryl Marie Wade）以及我自己在内的残障艺术家们从女性主义剧场实践中找到了榜样。我们也都曾有过顿悟的瞬间，意识到我们的身份一度被“谎言所塑造”：消极的形象表述深深根植于公共政策与机构当中。我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努力突破旧有的刻板印象，并对残障重新进行想象。 许多残障研究学者主张，残障研究衍生于女性主义学说。罗斯玛丽·格兰德-汤普森（Rosemarie Garland-Thomson）在她的开创性著作《不寻常的身体：美国文化及文学中对身体残障的刻画》（1997）中建立了两者的关联，她坚称“女性特质与残障在父权文化中被紧密纠缠在一起。”[4]。从亚里士多德将女性定义为一个“畸形”或“残缺”的男性开始，格兰德-汤普森追溯了在西方文化中女性与残障是如何持续不断交织在一起的——“常人”仅指于肢体健全的男性，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仅指白人。16年后，在振聋发聩的论著《女性主义，酷儿，瘸子》中，艾莉森·卡福尔（Alison Kafer）强调“女性主义学说给了我理论工具，让我批判性地思考残障、对身体多样性的污名化，以及关于反抗、异议及集体行动的多种模式及策略。”[5] 三家剧团的建立和成形与20世纪后期对女性表演艺术进行探索的机构与个人紧密相关，与评论家莫伊拉·罗斯（Moira Roth）所定义的“与女性的个人经历、女性的集体过往以及探索特定女权社会活动策略相关的”[6]女性主义剧场实践十分相似。尽管如此，一个自成一体、专属于残障女性的实践还是应运而生了。原因何在？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希望将残障置于美国剧场界民主化思潮的框架下，并消解“残障”在文化范畴中被归为消极及无可救药的“他者”的表述。同时，当针对残障的不平等社会结构被暴露出来，我们就能更清楚看见残障经历中的独特性。这些经历中的很多元素是当下对于平等和普世人权的定义所无法囊括的。游走于社会建构和本质差异的两极之间，我意在对根植于剧场集体实践中的“平等”“平权”概念发出质问，扩充其栖于广大剧场界的定义。 01Continue reading “你可以既强大又破碎——美国残障女性剧团成长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