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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终·笑别

制作人员：孙启航、唐子赫、甘宇冉、徐筠棋、莫梓祺 哑面戏作为布依族传统丧葬仪式的核心载体，其神秘的面具舞姿与肃穆的仪式程式，正随着现代丧葬习俗的简化逐渐消隐于岁月长河。在贵州省黔西南的板万村，这项承载着族群精神密码的非遗技艺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让哑面戏的剧本仅剩一出戏，年轻一代对晦涩的仪式与繁复的面具制作技艺日渐疏离。 与此同时，徐筠棋、甘宇冉、唐子赫、莫梓祺、孙启航深入板万村，在深度调研访谈中发现：老艺人们在火光摇曳间依然保持着对”生死两安”的朴素哲思；他们将生命教育融入哑面戏的艺术表达，为我们呈现了先人的超前智慧。 大家通过镜头语言，用这部微纪录片呈现了哑面戏面具下凝结的生命智慧，让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被更多人理解。

在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区中，留守儿童群体的教育融入问题面临哪些挑战？——以册亨县为例

作者：史宣翰，董珮林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我国脱贫攻坚时期重要的扶贫举措，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具体的扶贫手段是以政府主导、群众自愿为原则，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迁移至条件适宜地区，并通过产业扶持、就业帮扶、教育培训等综合措施实现稳定脱贫。[①] 贵州省是全国搬迁规模最大、城镇化安置比例最高的省份。而册亨县位于贵州西南部，“十三五”期间，册亨县有三分之一人口通过易地搬迁成为新市民，共搬迁安置2.01万户8.75万人，搬迁人数全省第一，全国第二。[②] 然而，册亨县搬迁区的儿童在融入新社区的过程中，虽然迎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变化，但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和问题。对于这一群体——原本留守在乡村、如今搬迁至新社区的儿童，他们在教育融入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社会尚缺乏足够的认知和关注。 现状及原因 册亨县政府、学校、社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为易地扶贫搬迁区的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 如高洛街道不仅是册亨县最大的易地搬迁安置区，也是贵州省全省最大易地搬迁安置区。搬迁群众达3.1万余人。高洛街道内配套建设的12所标准化学校中，8所配备多媒体智慧教室，5所设立心理咨询室，生均图书保有量达35册，远超省内乡村学校平均水平。[③]在教育方面投入的大量资源，满足了搬迁群众子女的入学需求。搬迁户在安置区越来越安定，搬迁户子女越来越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融入程度也越来越高。 尽管如此，易地扶贫搬迁区留守儿童群体在教育融入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留守儿童本身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偏弱。很多留守儿童从熟悉的乡村环境进入到陌生城镇社区，大多需要依赖于家人或熟悉的亲属朋友来帮助自己融入新的环境。例如，在我们对册亨县丫他镇板万村的调研中了解到，板万村村医黄大哥的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因为不适应搬迁区新环境且缺少表哥的陪同，在刚转到高洛街道上学的前两天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总是哭闹。家长无奈只能又把他带回原来的丫他镇上继续就读。 同时，在调研走访时，我们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普遍表现得较为内向，不敢主动交流，语言表达也不够流畅。这样的表现大多与他们长期缺乏父母陪伴，心理支持系统薄弱，适应新环境的难度大有关。 此外，搬迁儿童从乡村进入城镇，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会导致他们和本地孩子无法很好地互相融入。根据高洛街道的一位社区工作者口述，从各村搬迁而来孩子往往容易脱离群体，独自行动；而本地城镇的孩子更习惯集体活动。这种文化与价值上的差异有时会演变为群体之间的隔阂。“有些搬迁区的孩子看起来心理上有点偏激那种嘛，然后有些性格有点孤僻。”该社区工作者说。 其次，搬迁区学校的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与乡村学校存在较大差异。搬迁区学校大多位于城镇，学生人数较多，普遍采用大班制。部分搬迁儿童由于学习进度跟不上、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可能难以适应新学校的教学节奏与方式。 再加上由于部分父母仍需外出打工，孩子往往由老人或亲戚照顾，或被安置在寄宿学校和托管机构，导致与父母见面的机会较少，缺乏家庭关爱。这使得儿童在搬迁后依然处于“留守”状态。据相关研究，约40%的留守儿童一年与父亲或母亲见面的次数不超过2次，约20%的留守儿童一年与父亲或母亲联系的次数不超过4次。[④]在与孩子们沟通过程中，他们的父母同样表示：与孩子方式多为电话或者视频，频率为一周一次或者一个月几次。较少的联系频率导致留守儿童们很少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以及家庭的陪伴。 搬迁家庭的父母自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只能做到关心孩子的成绩或者进行简单的督促，难以为孩子的学业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脱节，使得许多家长无法充分理解和支持孩子的心理需求，导致家校之间的沟通不畅。 应对措施 为改善易地扶贫安置区留守儿童教育融入问题，当地各方积极采取措施。 在政府层面，各安置区内配套增设了丰富的公共活动场所和设施，方便搬迁户生活；同时，也为安置区的学校匹配了更多的教育资源，以满足学生各方面需求。 此次调研我们来到了册亨县另一个搬迁社区——冗渡镇搬迁区。在社区走访过程中，我们看见了成片的小块菜地。据搬迁区黄支书所说，这是政府免费提供给搬迁户的社区农场，供他们自行耕作。支书为我们详细解释了它的用途：“社区农场主要是这样，把免费土地给他们种菜，他们在这里一年可以节约八到九千块钱左右的买菜钱。”支书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老百姓主要是如果是搬迁过来，他们以前在老家经常种地。没地的话，他们就觉得有点无聊。” 此外，政府部门对于易地扶贫安置区居民也有各种补贴政策。支书说：“比如我们在易地扶贫搬迁这一块，学校里面有午餐补贴、学费补贴，资助补贴那些东西，各方面它都是资助那种搬迁的或经济困难的人口，然后也会有一些政策。” 在学校层面，教师们正在逐步提升对留守儿童心理和教育问题的关注度与应对能力，逐步加强心理辅导与支持，开始建立专门的心理辅导机制，以帮助搬迁儿童缓解心理压力，增强他们的适应能力和自信心。 冗渡镇中心小学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们：“学校的师资资源充足，已经专门聘用了心理老师。”另一位之前在学校里任教、现在是托管机构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班主任会制定一些针对个性化的一些心理辅导啊，还有融入方面这些思想工作。” 从学生们口中我们也了解到，学校开展了各类课后服务，如钢琴课，象棋课，布依族传统音乐 “八音坐唱”教学等等，课余生活丰富。“小时候读书时如果不放假，会有包粽子或包饺子的活动来过节。”一位即将去上海上学的大学生告诉我们。 在社区层面，社区工作者专设搬迁户档案跟踪，开展多种特色免费培训班，给予搬迁户家庭更多精神和技能上的支持；同时引入公益组织开办图书馆，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帮助搬迁户儿童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新社区。 搬迁户档案内容主要包含家庭成员，孩子就读情况，劳动力数量，收入资产等情况。 “我们会跟学校里面对接，如果发现是哪一家没有到学校去读书，我们都会到家里面去走访，然后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如果是家庭困难或者什么父母不愿意让他们上学的情况，我们都会做一下思想工作，让全部孩子都上学。”在此次我们于冗渡天依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一位社区工作者如是告诉我们。 除此之外，社区还开设了家长学校，给安置区家庭科普一些关于如何与孩子相处的教育小知识，免费开办布依族传统的刺绣，蜡染等培训和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活动大家都觉得可能是有点害怕，然后不敢参加，刚开始时候就只有十几个、二十个人，现在我们只要一说开展活动的话，他们只要有时间都会来，一场活动有五六十个、六七十个人，还是蛮多的。”  “大山小爱”公益组织作为社会第三方力量被引入安置区。在册亨县运营着三所搬迁区的社区图书馆。“大山小爱”创始人李老师说：“这座图书馆不仅仅是一所乡村图书馆。它肩负社区的阅读习惯的推广和养成，满足社区各类人群的阅读需求及课外知识学习的需求；它更是兼具社区教育和交流功能的社区活动中心，是各类社区活动开展和社区文化承载所在的公共空间，以此促进社区的更多沟通交流和共同成长。 在冗渡小学任教的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位于冗渡镇的榕朶图书馆的看法：“经常来，这里很近的，一放学多数都跑到图书馆了。我们学校有图书室，但是他们对图书馆里的书要稍微有兴趣一点，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会来，在这里读书就能拿奖品，是很专业的，让小朋友们看书。” 一名社区工作者也对图书馆带来的促进融合的积极作用表示赞同：“图书馆正门前是一个很大的圆盘的大坝，然后热天的时候，那边有凳子，我们就邀请那边会跳舞的嬢嬢跳跳广场舞，旁边有好多人会过来这里一起，就聊聊天。那边最热闹的时候广场里面一个晚上就两三百人就在那里，氛围还挺好。” 未来展望 贵州少数民族易地搬迁后，一些留守儿童面临心理适应、学校适应、家庭支持不足、社区融入困难以及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等问题。未来需通过更加精准的政策扶持、更有效的家校社协同机制及更有本土性的民族文化嵌入式教育等针对性措施，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融入新环境，促进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现在搬迁的孩子和本地的孩子都会和对方玩在一起了，他们融入得很好。”一位托管机构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易地搬迁的孩子们能更好地适应新环境。 [①]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93%E5%9C%B0%E6%89%B6%E8%B4%AB%E6%90%AC%E8%BF%81/50920525 [②] 国家乡村振兴局，2023年，《做实易地搬迁后半篇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2SnbKnEV9Nb8TMpDBIxFHw [③] 册亨县人民政府， https://www.gzch.gov.cn/zwgk/zwgk_x/jcxxgk/ghxx/202211/t20221107_77025278.html [④]2018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会

中国格莱珉模式如何赋能女性？ 

“不是说我要好强，只是说没有一个人顶着，这个家就会往下走。”蔡女士说她没有多么伟大，只是坚定地为生活奋斗。格莱珉正是由这样的普通人组成的。格莱珉与女性会员们相互扶持，建立一个又一个小组，让星星点点的平凡也能组为伟大。 

彝族漆器与彝绣传承的现状与挑战

作者：吴悠畅，林羽筝，袁正泽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一个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的高原地区。其中，彝族在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总人口占了一半，并是一个直接从奴隶社会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的民族。在这里生活的彝族人拥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文、火把节、彝舞、传统技艺等等——这些非遗承载着他们的精神与情感。 在众多彝族文化遗产中，彝族的漆器和彝绣最具代表性。 彝族漆器发源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是一个具有1700多年历史，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民间手工艺。其于2008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项目和奖项给予非遗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一些扶持。 漆器由各类木材等底料制成坯胎，再用各种天然矿物研磨成颜料进行绘制，以黑、黄、红三色为主。每个彝族人对颜色寓意的见解各不相同，大多数人认为这三种颜色色分别代表了 “尊贵”、“火焰“和“未来”。 与此同时，漆器的纹饰相比于以前的样式也大不相同。以前由于颜料的稀缺，漆器的纹饰比较抽象和简约。彝族人通常会以生活中的事物，如花鸟鱼虫、梦境等，作为漆器的图案。而现在的漆器则保留原来的图案，将旧时的花纹重新排列组合，制成适合人们日常生活的器具。 由于旧时奴隶社会制度的影响，不同阶层的人使用漆器的权利也不同。漆器历来是贵族的专用品，花纹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平民百姓只能使用一些无花纹的素色漆器，而奴隶则完全没有权利使用。同时，在毕摩文化的影响下，彝族人需要开展一些祭祀活动，而祭司使用的一些法器大多都是漆器制成。在现在的彝族家庭中，少部分家庭的餐具由漆器制成，大部分家庭仍保留着重大活动使用漆器的习俗。 与漆器类似，彝绣也是彝族的一项传统手工技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以前。它于2021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彝族文化的载体。彝族人常将原始绘画、记事符号等变成刺绣，体现出当地的生活习俗、信仰和审美情趣。 彝绣是彝族人必备的技能。在每户家庭里，虽然学校没有教学生关于彝绣的相关知识，但孩子们通过看着他们的母亲父亲绣衣，耳濡目染下便学会一些基本的缝纫技巧。家里专门做彝绣的小孩，会绣一些彝族传统帽子；家里人偶尔空闲时做彝绣的小孩，则会一些简单的衣服缝补。 在彝族刺绣中，彝族人惯用木棉、麻、羊毛做衣服，通常以黑色布料为底，并添加一些红、绿、黄、白等对比鲜明的颜色勾勒线条。彝绣的图案大多源于自然，包括动植物、山水雷电等，也有少部分神话传说。它们大部分运用在花帽、衣领、袖口、裙边、三角包等彝绣服饰上。近几年，彝族人通过不断创新，也将传统的彝族刺绣绣在卫衣、袜子、钱包、梳子上，将物品变得更有魅力。 虽然漆器或是彝绣这样的传统技艺在彝族千百年来的发展里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现代社会的传承的过程中，它们也面临着一些困境。 彝族漆器的传承现状 对于漆器而言，缺乏年轻一代的参与是传承的主要障碍。这主要有四点原因： 首先，漆器制作的高过敏概率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彝族漆器制作中使用的主要原材料是从漆树上面提取的漆汁，又称为生漆。然而，生漆中的漆酚和多种其他挥发物会导致人产生过敏反应。然而，对生漆过敏的人占绝大多数，对他们而言，从事漆器制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彝族的老一辈人常常形容：“漆就像一条恶狗一样。”漆过敏反应往往会导致各种不适症状——皮肤红肿、瘙痒、过敏性休克等危险情况。而对于过敏的工匠而言，这给他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而且）这个（过敏）是没有特效药的”，吉伍五呷解释，“它只能是靠时间（来缓解）。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左右，过敏症状就会减弱。” 其次，学习制作漆器是一个极其漫长且枯燥的过程。据四川省省级非遗彝族漆器传承人，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吉伍五呷描述，一个学徒从刚开始学习到能够完成一件非常简单的小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整整三年。 第三，漆器缺乏教育的普及。在凉山，许多学校并未设置和传统民族文化相关的课程。这也导致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孩子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了解的缺失。 在走访当地居民时，我们询问了凉山孩子们对漆器的了解情况。 “漆器…? 我也不是很知道这是什么。家里好像有，但是我们都不是很了解。”一位当地的小朋友说道。而当被问及家里是否拥有漆器的时候，也只有少量的孩子们称家里有漆器制成的家具。由此可见，对于漆器这一传统技艺，彝族年轻一代的认知并不深刻。 随着现代教育在彝族地区的推进，许多学校都更加注重于教授学生学科知识和应试技能，而对传统文化的教育较为忽视。漆器这样的传统技艺往往没有被纳入学校的教育体系，导致年轻一代对其知之甚少，从而产生不出任何兴趣。 第四，漆器的价格偏高、销量较少，因此，多数年轻人都会选择去打工，而不是学习漆器的制作。 据介绍，由天然漆制作而成的漆具的价格普遍偏高，通常高达上千元。而对于凉山群众而言，上千元的家居用品是十分昂贵的。根据走访当地居民，我们了解到，当地居民每家每户最多拥有一套漆具，并且只在重要节日或是招待客人的时候使用。“漆器啊…太贵了，天天用的话容易掉漆，我们平常都是用陶瓷碗的，很少用漆器。”一位彝族阿姨解释道。 同时，年轻一代都更加倾向去早早出去打工，为家里减轻负担。当我们问起凉山昭觉县的一个孩子他未来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他答道：“我想去打工，这样的话就可以赚很多钱。” 这样一种“外出务工潮”导致年轻人脱离自己的文化土壤。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很多年轻彝族人离开家乡去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这导致他们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对传统技艺的认识和兴趣也逐渐减弱。在他们眼中，学习这些传统技艺可能显得有些陈旧和无用。 所以，学习传统漆器制作所需要的漫长前置学习周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阻碍——“我干嘛不去打工赚钱？” 一个技艺传承的核心在于年轻一代的学习和接替。然而，由于漆器制作的种种困难，年轻人渐渐地不再学习这门技艺。即使真正开始了学习，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各种现实的问题，让漆器的传承以及传播更加困难。 彝族刺绣的传承现状 相较于略显严峻的漆器传承情况，彝绣的传承问题似乎并不那么严重。根据调研，我们发现彝绣在彝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里占据了较为重要的部分。 由于刺绣的难度、服饰图案的材料、以及制作的时间之长，彝族的传统服饰价格很昂贵。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彝族每个人仍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彝服。在凉山大部分地区，彝服在年轻人里不那么普遍，人们只会在重大节日或者是丧礼才会有穿彝服的习惯。但在孩子和老人中，由于传统习俗和学校的要求，他们每周基本会穿两次及以上彝服。 举例来说，在凉山州昭觉县的沐恩邸社区，我们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可以看到彝绣制品的身影。无论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衣帽，还是作为庆典活动的盛装，彝绣都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繁复的图案赋予了居住在社区的人们别样的意义。 “每年的火把节啊，我们就会从柜子里面找到有彝绣的衣服穿上然后就和同学们一起去看赛马、选美什么的了。”一位来自沐恩邸社区的小朋友和我们分享道。可见彝绣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虽然彝绣服装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里渐显冷落，但在重要节日，比如火把节这样的盛典之际，人们仍会隆重的穿上彝绣服装，以此展现对节日庆典的尊重。因此，彝绣服装可以说是彝族人民生活里或不可缺的一部分。 并且，彝绣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传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年轻一代对彝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兴趣和天赋。 在谈及彝绣的家庭传承时，凉山昭觉沐恩邸社区的社工木可深有感受的指出：“我们这民族的孩子，与生俱来就有一种特别的天赋，就看着家里人绣多了，耳濡目染了。其实我作为一个男生也会这些针线活，织毛衣，织布，织这个彝绣，只是相较于我们彝族女孩子织得不那么高级而已。” 可以看出，彝族的孩子们不仅有着天生的艺术天赋，还在家人的耳濡目染下对彝绣更加了解且喜欢。 一个来自沐恩邸社区的小朋友自豪地表示：“我很喜欢彝绣啦，虽然我在学校里面没有学到过怎么绣衣服，但是我看我妈妈天天绣花，现在我甚至可以帮助我外公缝好他衣服上的破洞了！”在她看来，彝绣不仅仅是一种民族技艺，更是一种能够切实运用到的生活技能。 对于居家带娃，丈夫外出打工的妇女来说，彝绣是个帮忙补贴家用的副业。在凉山许多的社区中，常能看到由政府开设的一些“彝绣工坊”，通过为当地妇女提供彝绣教学培训。 多数情况下，学徒只需要在工坊学习1-2周后，掌握一些基本的彝绣缝纫技巧和图案花纹排列组合，便可以开始生产衣服等有关彝族刺绣的物品。“我们会随机或者是特地派一些比较优秀的绣娘去更好的地方去培训，然后再回来传授给其他绣娘。”沐恩邸社区的社工木可介绍道。这样以来，彝绣便逐渐普及到凉山各地。 与此同时，政府会协助工坊承接一些彝绣订单，来帮助这些绣娘们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而他们只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能生产出的数量，在家里就能够开始工作。一位彝族阿姨说：“我们平常就在家里面绣，很方便，不用专门去工厂里。做好了给他们送过去就行了。” 这种工作方式使得绣娘们能够在照顾家庭的同时，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彝绣产品的制作，并且很好地补贴家用。通过这样的形式，彝绣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为彝族刺绣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在创新方面, 彝绣也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如今审美和风格不断变化的时代，彝绣吸引了很多设计师对其改造和创新。在保留了彝族原有的花纹以及图案基础上，设计师们结合当今人们偏好，适合人们日常生活的东西来创造出新的文创品，比如带有彝族刺绣的卫衣。 在许多传统文化当中，我们频繁地担心时代的潮流会逐渐磨平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然而，彝族文创品的出现既保护了原有的彝族文化蕴意，又逐渐向现代审美靠拢。这使得彝族文化在中国，甚至是世界，都有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