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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NGO观察，作者【结绳志】小结knottie。 女性主义如何成为女性剧场实践以及残障女性剧场实践的思想方法？女性特质如何被承认并且成为联结性集体网络的基础？身心障碍女性群体如何在剧场民主化的浪潮中走向“主流”的艺术舞台并且创造自己的“声音”？本文转载自致力于介绍人类学观点、方法与行动的平台“结绳志”于7月“身心障碍骄傲月”（Disability Pride Month）所发布的文章，通过观察美国西海岸三个由残障女性组成的戏剧团体：“别的声音（Other Voices）”（洛杉矶，1982）；“搞怪瘸子帮 （Wry Crips）”（伯克利，1985）；以及 AXIS 舞团（奥克兰，1987），为读者展开了美国残障女性剧团的思想、实践与成长史。 “身心障碍骄傲月”的起源还需追溯至三十多年前的美国。1990年7月，《美国残疾人法案》在身心障碍权利运动与立法者的推动下得以通过。自此，7月成为了美国乃至各国民间的“身心障碍骄傲月”，不同障别和身体损伤的人群在街头集合，向旁观者展示自己的身心障碍身份，同时对社会针对边缘人群制造的歧视与裂缝提出挑战。、 本文作者维多利亚·李维斯（Victoria Lewis）为当今身心障碍骄傲的意义提供了历史注脚：作为脊髓灰质炎患者，她于60年代的成长充满路障，虽然所在的戏剧界充满了革命和实验的欣欣向荣，却依然以健全的身体作为准入标准。回顾这一段过往，李维斯分析了不同身心障碍女性如何在剧团中学会放下污名，尊重和欣赏每个人独特的身体特质，并形成拥抱各自脆弱的集体网络。值得骄傲的不是身心障碍者翻身变为超人，而是如李维斯借另一位身心障碍舞者谢丽尔·玛丽·韦德所说：“你可以既强大又破碎。你可以在坚强的同时有着非比寻常的伤痛和苦楚。” 本文的译者孙悦星曾是星空艺术节的节目经理，亦是一位剧场工作者，她在本文末尾也提供了她翻译本文的心路历程。 你可以既强大又破碎 ——美国残障女性剧团成长启示录 原文作者 / 维多利亚·李维斯（Victoria Lewis）原文标题 / Hands like starfish/Feet like moons: Disabled Women’s Theatre Collectives翻译 / 孙悦星校对、编录 / 林子皓 20世纪50年代初，以主流舞台对于身体多样性的排斥为导火索，美国剧场届掀起了一场“民主化思潮”：一次对于谁能够登上舞台、谁的故事得以被讲述的重新建构[1]。这场思潮尤为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原本分布在混合性别、非传统团体中的女性逐渐走向了以女性为主的集体剧团[2]。本文追溯与之相关的行动：美国西海岸三个由残障女性组成的戏剧团体的由来：“别的声音（Other Voices）”（洛杉矶，1982）；“搞怪瘸子帮 （Wry Crips）”（伯克利，1985）；以及 AXIS 舞团（奥克兰，1987）。 萌芽于共同的被贬低身份，民主化思潮的第一步往往涉及通过集体创作来建立新的形象表述。如“魔女（Lilith）”女性剧团（译者注，Lilith，希伯来语为לִּילִית，最早出现于苏美尔神话，亦同时记载于犹太教的拉比文学。在这些文学中，她被指为亚当的第一个妻子，由上帝用泥土所造。因不愿雌伏在亚当身下而离开伊甸园。她也被记载为萨麦尔的情人、夜之魔女，也是法力高强的女巫。）的早期成员卡罗琳·梅尔（Carolyn Myers）所说，（她们的）任务是去找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一个与主流文化信息“女性天生是次等人，强大的女性注定要被排斥”相左的故事： 我们（女性）都曾被欺骗着……我们被排除在重要事务圈层外。……我们必须学会相信我们自己，相信彼此……以及去倾听别人讲述她们生命中所真实发生的故事以及那些醒悟的瞬间。[3] 在发觉自己残障女性身份的过程中，佩妮·豪尔（Peni Hall）、佩迪·奥芙兰朵（Patty Overland）、朱迪·史密斯（Judy Smith）、谢丽尔·玛丽·韦德（Cheryl Marie Wade）以及我自己在内的残障艺术家们从女性主义剧场实践中找到了榜样。我们也都曾有过顿悟的瞬间，意识到我们的身份一度被“谎言所塑造”：消极的形象表述深深根植于公共政策与机构当中。我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努力突破旧有的刻板印象，并对残障重新进行想象。 许多残障研究学者主张，残障研究衍生于女性主义学说。罗斯玛丽·格兰德-汤普森（Rosemarie Garland-Thomson）在她的开创性著作《不寻常的身体：美国文化及文学中对身体残障的刻画》（1997）中建立了两者的关联，她坚称“女性特质与残障在父权文化中被紧密纠缠在一起。”[4]。从亚里士多德将女性定义为一个“畸形”或“残缺”的男性开始，格兰德-汤普森追溯了在西方文化中女性与残障是如何持续不断交织在一起的——“常人”仅指于肢体健全的男性，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仅指白人。16年后，在振聋发聩的论著《女性主义，酷儿，瘸子》中，艾莉森·卡福尔（Alison Kafer）强调“女性主义学说给了我理论工具，让我批判性地思考残障、对身体多样性的污名化，以及关于反抗、异议及集体行动的多种模式及策略。”[5] 三家剧团的建立和成形与20世纪后期对女性表演艺术进行探索的机构与个人紧密相关，与评论家莫伊拉·罗斯（Moira Roth）所定义的“与女性的个人经历、女性的集体过往以及探索特定女权社会活动策略相关的”[6]女性主义剧场实践十分相似。尽管如此，一个自成一体、专属于残障女性的实践还是应运而生了。原因何在？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希望将残障置于美国剧场界民主化思潮的框架下，并消解“残障”在文化范畴中被归为消极及无可救药的“他者”的表述。同时，当针对残障的不平等社会结构被暴露出来，我们就能更清楚看见残障经历中的独特性。这些经历中的很多元素是当下对于平等和普世人权的定义所无法囊括的。游走于社会建构和本质差异的两极之间，我意在对根植于剧场集体实践中的“平等”“平权”概念发出质问，扩充其栖于广大剧场界的定义。 01Continue reading “你可以既强大又破碎——美国残障女性剧团成长启示录”